人类的生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，许多人认为生前的待遇有差异可以理解，但在去世后丧葬和抚恤金应该有所平等。然而，现实是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、城乡居民之间，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的标准差异显著。郑功成教授对此提出了一个深思的问题：如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抚恤待遇依然因参保身份而产生明显差距，那么养老制度的二元结构到底是否永无可能消除？

目前的丧葬抚恤标准是按照参保身份划分的，缺乏全国统一的标准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者的抚恤金计算基数高、发放月数多，因此待遇较高；而企业退休职工虽然在近年政策调整中有所改善，但仍与机关人员存在明显差距，而城乡居民的丧葬补助则通常为固定的、金额微薄的补贴，保障力度不足。这导致了相同辛苦一生的劳动者，因参保身份不同，在逝后留给家属的抚恤保障存在较大差异。许多企业退休人员及其家属对此感到失落，他们心里明白自己为国家做出了贡献，辛勤工作且按时缴纳养老保险，但去世后所剩的支持却与机关退休人员差距明显。他们感到委屈：同样的努力，为何活着要受待遇差别，死后依旧悬殊？

这也是当前企业退休群体和普通劳动者共同的心声：社会保障制度应以劳动贡献、工龄和缴费年限为依据，而非固化身份等级。生前的收入差异可以由岗位和行业决定，但作为国家的保障制度，社会保障应该弱化阶层差异，减少分配上的不公，而不是将这些差距延续到逝后的支持中。 谈球吧平台

郑功成教授明确指出，丧葬抚恤并非日常养老金，而是用于帮助逝者家属的支持与慰藉，展现社会保障的温情。本应减轻家属的经济负担，缓解面对亲人离世的打击，而不应延续退休后的身份差别。由于历史原因，活着时基于收入形成的待遇差异可以理解，但抚恤金的分配更应关注普惠与公平。

这种差距的形成与养老制度的二元化历史背景密切相关。过去，机关和企业的养老保险体系分开，抚恤政策的制定也各有不同。随着养老保险并轨改革的逐步推进，虽然养老金差距在缩小，然而丧葬抚恤金作为配套政策，其改革节奏相对滞后，待遇差异得以延续。

关键在于，职务抚恤标准并不一定要完全相同，合理的差异可以与缴费年限和缴费贡献相关联，认可多缴长缴的贡献是可以接受的。但当前的不平等则体现在身份优先于贡献的模式，仅因不同的退休系统而对待抚恤标准不加考量，这与社会保障的公平性质相悖。 谈球吧平台

一些灵活就业和城乡居民群体的困难更为被忽视。这部分劳动者多从事服务业和基础工作，收入不稳定且没有单位保障，所有的社保费用完全自负。许多城乡居民交的养老保费极低，丧葬补贴往往只能勉强覆盖火化和简单安葬的费用，导致其家人在经济上承受巨大压力。尽管这部分人同样辛勤工作、服务社会，理应享有更具温度的保障，但他们却被制度所边缘化。

从长期角度看，如果连丧葬抚恤金这样的救助性质待遇都难以突破二元结构，实现公平，对社保制度的信任感将持续减弱。社保公平不仅在口头上，更需贯穿到保障的全过程。生前的多缴多得可以作为激励，但死后的抚恤保障应优先考虑工龄和劳动贡献，剥离身份带来的影响。

当然，改革也面临挑战。抚恤标准的调整需考虑社保基金的承受能力，各级财政的负担，数亿参保者的利益。如果一味提高标准，资金压力将十分巨大，因此不能一蹴而就。但根据郑功成教授的主张，改革应有明确方向，持续推进，不能让身份差异在最后的保障环节继续存在。 谈球吧平台

最终的目标应是，优化思路不是消除所有差异，而是将“身份决定待遇”转变为主要依据为“缴费贡献和工龄”，让身份不再是划分待遇的核心因素，逐步统一丧葬抚恤的计算框架，设立合理范围，以实现真正的公平。